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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下的“岁月静好”:20世纪初的肺结核与疗养院

“我们这儿的日子不是以星期算的,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月份。”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几乎看不到肺结核狰狞的面孔。

结核,又称白色瘟疫,消瘦病,以患病者面色苍白、身体消瘦而得名,是17-20世纪这300多年间杀人最多的传染病之一,在结核病死亡率最高峰的1800年左右,欧洲每10万人中就有1000人死于该病。18世纪末,英格兰教区登记处记录的每四例死亡中就有一例是结核,而在19世纪早期,美国纽约死亡人数中依然有25%是因为结核。即便到了20世纪初,因结核菌引发的肺炎依然是与心血管疾病和流感一起,并列三大死亡原因。

大疫下的“岁月静好”:20世纪初的肺结核与疗养院

结核病每十万人的死亡率

不过,和如今我们对传染病的了解不同,19世纪时,肺结核是一种有趣而精致的疾病。有许多那个时代最好的艺术家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死于这种疾病,因此,在有教养的文化圈,它似乎成为了一种象征,是有灵感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标识,也是成名成家的代价。创造之火燃烧了胸腔中的热情,也焚烧了创造者本人。

大疫下的“岁月静好”:20世纪初的肺结核与疗养院

大疫下的“岁月静好”:20世纪初的肺结核与疗养院

肖邦、契科夫……肺结核的天才名单拉不完

甚至,不可思议的是,和梅毒一样,消瘦病成为了时尚。很多女性用美白粉代替胭脂涂在脸上,让自己看起来很虚弱。轻薄而透明的白色连衣裙也很流行,而高领大衣则被用来掩盖疤痕和淋巴结肿大。看看拉斐尔前派的作品,以及比亚兹莱的作品,你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纤细单薄的女性。苏桑·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将当代女性追捧崇拜的纤弱之美直接和被浪漫化的肺结核联系起来:以前是消瘦病,如今有了厌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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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尔前派的重要作品《奥菲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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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兹莱的作品《维纳斯》

不可否认,结核病的认知和治疗的跨越,要拜两位科学先知所赐,一位是罗伯特·科赫,他在1882年找到了结核杆菌,发现了结核病的源头;另一位是伦琴,他的X射线让医生可以诊断和追踪病人的身体状况。不过,对结核病有效的药物,要到几十年以后才发明出来。在这几十年间,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了。

因为当时有了“隔离”措施。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的空气非常污浊,让人无法呼吸。于是,肺部疾病患者常常前往海边、森林和高山上修养。1840年,伦敦内科医生乔治·博丁顿宣布,吸入冷空气对治疗这种疾病有积极作用。医生们认为,冷空气增加了肺部的血流量,增强了肺部对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的抵抗力。除了让病人接触新鲜空气和阳光,其他医生还提倡运动和良好的营养。1854年,赫尔曼·布雷默医生在海拔650米的戈尔伯斯多夫建立了第一所高山肺结核疗养院。到19世纪60年代,瑞士的达沃斯已经成为抵御结核病的欧洲精英们青睐的疗养胜地。

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精英型的肺结核疗养院并非强制隔离,只不过因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达到了某种隔离的效果而已。

1912年,托马斯·曼的夫人卡蒂亚因肺病前往瑞士达沃斯某所疗养院治疗,为期6个月。在20世纪初期的欧美,这种坐落在高海拔地区、海边、森林等人烟稀少的疗养院,主要都是为肺结核病人康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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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山区

5月,托马斯前往看望夫人,同住三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他发生了上呼吸道感染,持续咳嗽。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块“湿斑”,建议他留在疗养院,同样也呆6个月。托马斯·曼想了想,拒绝了。后来他说:“我用写小说代替了。”

1924年11月,以作者达沃斯疗养院为蓝本的小说《魔山》面世,获得极大的欢迎。2年之后,他获得诺贝尔奖,声誉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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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

在这本书中,海军工程师汉斯·卡斯托尔普前往瑞士达沃斯伯格霍夫疗养院看望他堂兄约阿希姆。和托马斯·曼一样,他原本也打算只呆三个星期,后来也感染了呼吸道疾病、肺部的湿斑……很明显,作者决定让他笔下的人物代替他在疗养院里呆下去,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住了足足7年。

这本书写得非常有弹性,它的前面部分极为缓慢,往往一章只介绍几分钟、几个小时发生的事,以至于我花了半年零敲碎打的时间,惊讶地发现自己只读完了主人公一个多星期的生活。作者用很具体的笔触,细细描绘疗养院里的设施、生活场景,病人的各种症状、当时的治疗方式,社会对结核病的各种观点……甚至,他专门用一节“探索”来介绍二十世纪初的生物和人体科学,以及结核病的基本病理生理学。

后来的读者惊讶于曼对医学专业的掌握,以为他受过系统的医学训练,但其实并没有,虽然他的夫人,的确是伦琴的学生。他是一个一流的书面资料研究者,为了写《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他去研究《圣经》;为了写《浮士德博士》,他去研究音乐理论,而为了《魔山》,他则成了“医学专家”。不过据他自己说,写完小说之后,很快就会忘了那些专业的细节,只是表面的“博学”。

不过,鉴于他对结核和疗养院的了解,我们的确可以通过《魔山》来回看20世纪初的肺结核诊疗措施。

大疫下的“岁月静好”:20世纪初的肺结核与疗养院

伯格霍夫疗养院院位于达沃斯小城的高山上,建在一片山区草场之间。它很像一家酒店,楼层里没有护理站。每个房间都设有一个大阳台,病人们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在阳台上躺着“日光浴”。不过,和我们理解的酒店阳台不同,伯格霍夫的阳台是连通的,医生可以在休息期间在阳台之间走动探视病人。对于病人来说,相互连通的阳台也促进了他们“私人亲密关系”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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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定时的“日光浴”

在疗养院中有公共食堂,一天三餐,晚餐后还有沙龙活动,打牌、唱歌、弹感情,聊聊八卦,时间像静止了一样规律。为了让疗养院更像度假村,医生的办公室、检查室、手术室、放射室和实验室都设在地下,因病死去的病人也趁着不注意的时候从房间转移到地下室,然后再被送到墓地,如果注意,根本不会发现少了谁。

当然,疗养院毕竟不是度假村,规律的生活和时间表是要严格遵守的。病人受到严格的管理,规定好的休息时间、规律的进餐时间、每日两次的查房、每周一次的痰液检查。病人每天要用体温计测量和记录自己的体温四次,每次7分钟。

自从伦琴发明X射线以来,肺结核的放射性诊断成为了可能,短短十年间,欧美的医院就配备了原始的X射线成像仪,伯格霍夫疗养院也不例外。与现代医院不同的是,疗养院里没有存放底片的资料室,病人们把自己的胸片放在房间里保存,甚至随身携带。所以后来卡斯托尔普心仪的肖夏太太离开疗养院时,将自己的胸片作为礼物送给卡斯托尔普当作纪念:“虽看不到脸庞,但她上半身纤细的骨骼、胸腔的各个器官以及周围影影绰绰的肌肉,均隐约可见……”

大疫下的“岁月静好”:20世纪初的肺结核与疗养院

胸片

而细菌学检查,也是伯格霍夫疗养院的日常。所有咳嗽的患者每周都要向疗养院的实验室提供一次痰液样本,所以病人们每天随身携带着一个小瓶子。

在《魔山》中还反映了当时先进的治疗方法。在伯格霍夫,有一个“半肺俱乐部”,里面的成员都接受过人工气胸治疗。这是1882年米兰的医生卡洛·弗拉尼尼发明的,通过向胸膜腔内注射氮气,制造气胸,让坏掉一边的肺部得以休息。汉斯·卡斯托尔普上山第二天就遇到了“半肺俱乐部”的成员,黑尔米内·克莱费尔特小姐的胸部有个开放的瘘管,呼吸时会发出嘘嘘声,像口哨一样。

人工气胸并非没有危险,被打入身体里的氮气会被吸收,因此每两周就要重新打一次,齐梅尔曼太太的气胸在苏黎士就差点被一个没有经验的外科大夫给打爆了,出现了纵隔移位,呼吸困难。她只好回到伯格霍夫,之后不久就断气了。

托马斯·曼的《魔山》里,结核病收起了狰狞的面目。通过它,看到的只能是类似于日据时期的孤岛似的景象,缓慢的无声的。如果把视野从这里挪开,看看全景图,会发现另一种形态的肺结核疗养院。

对于将人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社会来说,肺结核意味着可用工人的损耗。因此,在19世纪的欧美社会,一场广泛的消灭结核的运动如火如荼。公众宣传铺天盖地,美国甚至公布了《反吐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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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的公众宣传

1882年科赫证明了结核菌能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播,解释了为何家庭中得病的特别多,原来不是遗传,而是因为公寓过于拥挤。于是向公众开放的疗养院也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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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常常全家发病,在结核菌没有发现以前,结核病曾被认为是“遗传性”疾病

和《魔山》中的疗养院不同,这种公众疗养院价格低廉(甚至免费),伙食没有那么好。而且,最大的区别是,在里面可能是要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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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费城的疗养院,外形像全景式监狱

因为大多数病人的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所以康复过程还包括“职业治疗”,教授有价值的工作技能,让他们在疗养院住完后能够重返工作岗位。1921年,国家结核病协会(NTA)发布的《疗养院规划指南》中就建议,职业治疗应该包括四个课程:理论、打字、一般商业和机械制图。在美国和欧洲,大型的疗养机构往往包括了这种职业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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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929年在芬兰设计的Paimio疗养院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景点

不过,无论是私人疗养院,还是大众疗养院,都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于阳光、空气的重视。新的建筑形式被发明出来:房屋要带阳台、窗户要大、家庭装饰要简单(最低限度的积灰)。我们现在家庭中最常见到的推拉门窗,最早就是被用在疗养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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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平板拉丝玻璃

还有一个你想不到的发明——森林公园步道上的木质椅子,最早也是摆放在疗养院周边的自然环境中,以供体力有限的结核病人散步时休息。

如今,拜抗生素和疫苗所赐,结核病已经远离公众视线,不过它仍然是巨大的健康威胁。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曾宣布肺结核疫情进入“全球紧急状态”。结核病难以解决,一方面是染病人数多,治疗周期长,二来患者如果不听医生的建议,不按足量足疗程用药,反而会使结核菌的耐药性增加。正是因为耐药性的增加,现有的药物杀灭病原体越来越难,而且细菌的变异永远比新药研发速度快。因为这三个原因,彻底消灭结核病还遥遥无期。

如今,仍有一些疗养院和特殊结核病治疗单位仍在为多重耐药结核病患者提供护理,将这些“人体细菌大炸弹”和社会大众隔离开,限制危险菌株的传播。这也是在20世纪初如火如荼的“疗养院运动”最后的坚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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